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提出以“创新发展”为首的新发展理念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等重大理论创新，围绕科技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新论断、新理念、新思想，为科技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当前，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升全党、全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深刻认识，需要不断提升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以下简称“重要论述”）的理论位势、历史位势和实践位势，将其作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方向指引与思想源泉。
2013年以来，以“重要论述”为对象的研究逐年上升，相关CSSCI论文年发表量从2013年的200余篇增加到2021年的500余篇。这些研究为更好地理解“重要论述”提供了参考，但与此同时，由于学科背景、关注重点差异，以及对宏观治理与微观实践的掌握不全面等原因，在“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分析、理论化体系化构建、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指引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依然不够深入。
目前，国内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重要论述”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已有文献的学科分布、主要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人员和热点词汇等。与文献计量学视角不同，本文运用理论范式与学科领域相结合的方法，对已有文献（含国外）的主题与核心观点进行综述与分析。同时，结合“重要论述”的丰富发展与当前形势，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与空白，提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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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现状
从概念定义看，已有文献将“重要论述”定义为习近平科技思想、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习近平科技观、习近平科学技术观、习近平科技创新观、习近平创新思维等不同的概念名词。不同的概念既源于学科背景的差异，也源于研究重点的不同。从更加综合以及更加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文件规范性的角度出发，本文将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称为“重要论述”。从学科领域看，已有文献分布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从理论分析范式看，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开展研究分析，大体上可分为经济学视角与哲学视角两大板块。此外，还有围绕人才、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些专题性文献。
1.1 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可分为三方面：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主要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突出“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二是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主要聚焦国家创新体系等科技创新治理内容，突出“重要论述”在国家科技创新治理方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引；三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框架下的分析，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经济治理内容，突出“重要论述”对经济治理的重要指引。由于该视角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多个理论，因此，可称之为经济学综合视角。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基本共识是“重要论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亟需回答的重大课题。杨承训等认为，“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在经济转轨、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8个方面具有重要创新价值，是继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念、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马克思科技经济理论的第三个高度；康乃馨等认为，习近平科技思想提炼和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集中表现在科技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等10个方面。方凤玲等认为，习近平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观点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的要素理论。王东京、洪银兴等认为，以创新发展为首的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同时也在科技投入、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2）演化经济学视角：基本共识是在“重要论述”指导下，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等科技创新治理方面发生显著变革。Zhao认为，从习近平讲话中可以发现中国科技创新治理呈现“技术民族主义”、自主创新、科技支撑安全与经济发展能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强化顶层设计与举国体制五个关键趋势。Cao等认为，中国在宏观层面将“重要论述”作为科技管理的指导原则；在中观层面对国家科技计划及科技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全面改革；在微观层面对财政资金配置和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Liu等认为，自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国家创新体系2.0时期，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放松管制与加大财税支持等实现向“新创新政策范式”的过渡，力图通过创新克服中等收入陷阱。Chesbrough等对习近平关于国际科技合作的相关论述以及实践案例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重要论述”的引导下，中国的开放创新战略对于链接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具有重要影响。还有研究认为，中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不仅存在巨大空间，而且在生态环境、数字经济等方面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
（3）经济学综合视角：基本共识是科技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13个重要方面之一，且科技创新贯穿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多个重要方面。韩保江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方向论、目标论、主体论、认识论、方略论、动力论、底线论7个方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引领是动力论的重要内容；马建堂认为，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方面。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裴长洪等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攀升，都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和关键动因；张占斌等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首先就是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秦书生等认为，习近平以创新思维破解突出难题，主要就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孙智君等认为，习近平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就是以创新理念为引领，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洪银兴、胡鞍钢等认为，运用“加减乘除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乘法”就是发挥创新对发展的乘数效应；张开等认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秦书生等认为从生产角度出发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加强科技创新。
1.2 哲学视角的研究
关于“重要论述”的研究文献，哲学视角下的研究最为丰富。整体而言，研究方法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聚焦理论内涵与溯源、重点内容与体系化、形成演进与主要特征、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四个方面。
1.2.1 理论内涵与溯源
理论内涵方面，集中体现为对“科技观”“科学技术观”“科技创新观”的研究。刘红玉等从哲学范式切入，通过创新本质论、创新主体论、创新系统论、创新价值论和创新目标论对重要论述进行哲学化阐释；姚科敏从“科技”切入，认为科技观核心内涵包括“科技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科技”“怎样发展科技”，将习近平科技观定义为“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形成的最新的、系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技理论”；易琳从“创新”切入，对科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意涵进行分析，认为习近平科技创新观以“为什么要进行科技创新”“如何进行科技创新”为主线，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背景和时代特征，对科技创新做出的全面系统的论述”；韩业成从科学技术观切入，认为习近平科学技术观是从联系的、系统的、发展的、整体的角度全方位研究和分析科学技术，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形成的对科学技术的本质、作用、特点、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溯源方面，基本共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近现代科技思想都是“重要论述”的思想源泉。与此同时，胡鹏认为我国科技事业实践的经验教训是“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潘敬萍认为近代中国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重要论述”产生的文化根基与土壤，习近平亲自参与和领导科技工作的实践经历也是“重要论述”产生与形成的现实基础；还有研究认为，人类对科技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和世界近代以来历史经验（尤其是近代我国被动挨打的经历）也是“重要论述”的产生基础与源泉。
1.2.2 重点内容与体系化
重点内容方面，基本共识是创新驱动发展、人才、体制改革、自主创新等是“重要论述”的重点内容。胡鹏、韩业成从内容视角将“重要论述”概括为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战略、科学技术人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科学技术伦理5个方面；姚科敏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全球科技治理内容，将主要内容概括为6个方面；秦书生等认为科技民生思想与科技文化思想也是重要内容，将重要内容扩展为8个方面。刘立认为，“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体现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非对称”赶超战略等10个重要论断。还有一部分文献从战略地位、方法路径、实践运用的视角总结概括了“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体系化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从地位、战略、路径、主体、环境的视角搭建体系框架。其中，大部分文献认为“重要论述”围绕“为什么要创新、为谁创新、由谁创新、怎样创新”等重大问题展开，部分研究将其具体化为科技创新价值、战略、主体、路径、保障和目标追求等方面；还有研究将其具体化为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路径、战略重点、战略依靠、战略动力和战略保障，或具体化为科技创新的地位、动力、道路、改革、开放、人才等方面。有研究从战略性入手，通过战略思维、战略定位、战略导向、战略部署以及战略措施五个视角进行体系化概括。少部分研究在体系化方面更为具体：姚科敏认为科学技术创新观是核心，科学技术战略观是统领，科学技术人才观是关键，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学技术伦理观是保障，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支撑，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完整体系；韩业成进一步增加了科技全球治理观作为条件，认为六个方面是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
1.2.3 形成演进与主要特征
形成演进方面，基本共识是基于习近平的工作实践经历进行阶段划分，也有文献以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为起点。按照工作经历主要有三种划分方法：一是划分为1982—2012年、2012年至今两个阶段，认为前一个时期是习近平科技思想形成的理论准备期；二是划分为萌生到初步形成（1968—2007年）、丰富到深化发展（2007—2012年）、体系完备到走向成熟（2012—2017年）三个阶段，主要划分依据是地方工作经历、中央工作经历以及党的十八大；三是划分为萌芽阶段（1969—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划分节点主要是梁家河、正定、福建和党的十八大。与上述文献不同，刘斌则认为，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习近平新时代科技创新思想的理论起点，原因是关于科技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脑力与体力两种劳动统一的思想、客观认识现状与改变现状的关系、科技人才队伍的政治觉悟、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范畴和体制等论断构成了“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石。
主要特征方面，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视角出发，基本共识是“重要论述”体现了时代性、人民性、前瞻性与实践性，以及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徐荣认为，“重要论述”具有战略性、人民性和现实针对性等特征，张荣桓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民族性；胡鹏认为主要特征表现为人民性、创新性、时代性、开放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六大特性。还有部分研究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视角阐释特征：认为“重要论述”呈现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忧患意识与坚定自信的统一、世界视野与中国特色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的鲜明特征；或认为“重要论述”是科学性与革命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战略性与操作性、全面性与重点性的统一。还有研究将“重要论述”的突出特点总结为：在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中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在系统总结古今中外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准确把握科技创新与经济规模之间的辩证关系等10个方面。
1.2.4 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理论价值方面，基本共识是“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重要成果。大部分研究认为“重要论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新性发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深化提升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完善。有研究认为“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最新成果，将有利于促使马克思创新思想中国化，有利于扫清思想障碍，培育创新文化氛围。以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文献认为，“四个面向”崭新表达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五个影响因素的思想，深湛详述了“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创造形成了在新发展阶段统筹推动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系统观念。
实践价值方面，基本共识是“重要论述”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已有研究认为，“重要论述”是指导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引和行动纲领，为中国科技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的角色转变提供了思想武器，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战略支撑，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动力保障，为当代中国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重视科技的良好氛围，提升了中国科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也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指明了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明确了路径，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动力。部分研究认为，“重要论述”坚定地表明了我国将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科技自主创新道路的信念，表明了我国推进科技创新“为了谁”的问题，有利于团结广大人民进行科技创新，助力于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也为我国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指引。姚科敏将“重要论述”的实践意义进一步总结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五个方面。
1.3 专题性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外，已有文献还围绕自主创新、科技人才、人工智能、“非对称赶超”战略、数字经济、科技兴军、科技伦理等主题进行了专题性研究。这些专题性研究基本沿用了上文讨论的研究范式和思路。这些研究不仅更为深入地揭示了“重要论述”对具体工作的指引，同时也表明上述主题是“重要论述”的重点内容并已经成为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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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的不足
已有文献围绕“重要论述”形成了大量富有真知灼见的新发现、新成果，对学习贯彻“重要论述”，更好地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实践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总体而言，由于学科背景、时代背景变迁等因素所限，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主要问题。
第一，对“重要论述”的体系化研究不足，对“重要论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认识需进一步深化。已有研究主要从领域视角或从地位-战略-路径-举措视角对“重要论述”进行体系化构建。这种构建方式有一定合理性，但较难从整体上把握科技创新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例如，对新发展理念在“重要论述”中的地位认识不够，对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间的辩证关系研究不够（仅突出创新发展对其他四大发展的支撑作用，鲜有文献研究其他四大发展对创新发展的规制作用）。同时，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事项的一部分，较难从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视角全面分析科技创新的作用与重要性，不易认识到在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科技创新正成为一个关键变量，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上述问题导致对科技创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够。
第二，对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分析不足，对“重要论述”的新思想、新论断的研究不够。虽然已有文献关注“重要论述”的政治、经济与科技背景，但由于学科背景所限，对国际科技创新趋势、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趋势、国家间科技竞合的分析仍不足。例如，对全球开放科学趋势、中美科技博弈、中欧科技竞合等关注和分析不深入。这导致对“重要论述”演进逻辑理解不够，对国家实验室、战略科技人才，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等新思想、新论断研究不够。
第三，对部分重大论断的研究不够深入，部分观点有待正本清源。近年来，新型举国体制、科技自立自强等成为“重要论述”的热点主题，但已有文献对总书记提出这些新命题的背景与逻辑研究不够，经济界、科技界等观点有时不一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认知混乱。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内涵、适用范围、构建思路是什么？科技自立自强与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平衡与把握？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企业）、人工智能等对共同富裕有什么影响，如何趋利避害？这些重大问题都有待在“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开展深入研究。此外，国外将我国科技创新定性为“技术民族主义”，该如何阐释？如何在国际上更好地传播我国科技创新促进反贫困等重大实践，也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对“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研究尚不充分。无论是从自身发展视角出发，还是从跨国对比视角出发，我国科技创新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已有文献虽指出“重要论述”具有重大实践指引价值，但对实践成效梳理总结不够，缺乏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融合科技创新治理重大变革和重要成就的研究。有必要对十年来“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进行全面总结凝练，并针对重点议题（如人工智能）开展深入的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凝练形成中国特色科技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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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展望
为了更深入理解“重要论述”，进一步提升“重要论述”的理论位势、历史位势和实践位势，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
一是强化“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分析。科技创新在应用层面涉及科技、教育、经济、产业、国家安全等多方面，在理论层面涉及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在科技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背景下，对“重要论述”提出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分析需要综合性视角。当前文献对时代背景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国内经济发展需求方面，在国际层面对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趋势、国际科技竞合趋势（尤其是中美科技博弈、中欧科技竞合）等背景变量的分析较为欠缺，在国内层面将“三新”（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重要背景变量的分析不足。因此，深入系统分析“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发展的国内外时代背景，构建综合性背景分析模型，深入分析“重要论述”的不断发展与这些变量的重要关联，成为全面准确理解“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这也需要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展更多跨学科合作。
二是强化“重要论述”体系化框架构建。目前，已有文献对“重要论述”的体系化研究数量不多，且构建的体系较为松散。尤其是无法合理建立“重要论述”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联系，不能很好地界定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及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等“七个坚持”在“重要论述”中的不同层次地位和彼此间的逻辑关系等。未来，相关研究应探索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七个坚持”在“重要论述”中的地位与逻辑关系，在全面涵盖“重要论述”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搭建层次分明且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机衔接的逻辑架构。继而，要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体系化的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体系。
三是强化横向纵向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实践分析。科技创新实践分析是体现“重要论述”价值的重要载体。现有文献对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成就和实践进行了一些总结，但在时间范围、空间范围、领域范围方面仍有待拓展。一方面，需纵向研究、评估近十年来的科技创新治理改革成效与科技创新实践成效，同时跨国横向对比分析论文、专利、研发投入、高技术产业、国际合作等指标。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强化多视角、多层次的实践案例分析。选取人工智能等重点案例开展深入研究，尤其是深入分析“重要论述”对这些领域的指引与推动作用。
四是对生产力布局、新型举国体制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更为深入与广泛的探讨。鉴于“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发展，以及不同学科领域对新型举国体制等问题存在认知差异，需要对“重要论述”涉及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探讨。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重要论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研究，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方向、发展动力、生产力布局、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另一方面，要立足“重要论述”提出的背景，围绕新型举国体制（核心内涵、适用范围、构建思路）、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如何平衡与把握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关系等重大实践问题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刘冬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
杨洋，科技创新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哲，智库建设与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科技创新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科技论坛》2023年第6期
